重磅新书抢先看（五）｜中国慈善概览（中）
新书推荐
《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
Observation Report on the Third Sector of China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
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康晓光 冯利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
中国第三部门过去十年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有何显著特征？哪些因素在影响和塑造中国的第三部门？中国第三部门未来将走向哪里？具体到慈善，如何理解和展示一个国家的慈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中国人民大学公益创新研究院、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所著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出版的第十本报告，本年度报告旨在回顾十年来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发展变化，为政策制定者和关心、参与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者、实务者、捐方和社会公众，提供一幅概要性全景图和未来发展趋势判断。
如果你对《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感兴趣，不妨先概要地了解一下本书下篇“中国慈善概览”的内容。
本书从三个维度对慈善行动主体进行分类，一为组织化程度，二为注册身份，三为注册地。根据主体的“组织化程度”，将其分为“组织类主体”和“非组织类主体”。根据主体的“身份”，将其分为“民间主体”和“官方主体”。根据主体的“注册地”，将其分为“境内主体”与“境外主体”。“非组织化/组织化”体现传统与现代的分野，亦体现互联网革命的成果；“民间/官方”反映中国政治的独特影响；“境内/境外”显示全球化的现实。
中国慈善的行动主体已经高度多样化了，正式慈善组织、个体行动者、松散的群体、非正式网络、虚拟组织、联盟、平台、孵化器……不胜枚举。
慈善文化激励着行动主体投身慈善。多元化的慈善文化激励着多元化的行动主体。形形色色的行动主体，从各种各样的慈善文化中各取所需，为自己的行动赋予意义。在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力量以及全球化的协力支持下，现代慈善的行动主体成为了当今中国慈善领域中最耀眼的行动主体。实力雄厚、强大有力的专业慈善组织是中国慈善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前现代慈善的行动主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显示了历史传承的力量。今日中国，传统型的行动主体极为活跃，数不胜数的业余的、兼职的、无偿的、非专门化、非组织化、非职业化的行动主体，从事着局部的、临时的、小规模的、去中介化的慈善活动。此类慈善行动，在中国大地上，从未退场，从未间断，时至今日还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发生着，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参与其中，只是因为太平常了，太普通了，以至于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现代慈善理念、政府为了一己之便设立的法律和政策，也在有意无意地抹杀它们的存在和贡献。经济与教育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中产阶级崛起、后物质主义文化兴起推动了后现代慈善的发展。如今后现代慈善主体，生气勃勃，方兴未艾。
活跃于中国大地的慈善行动主体的构成，深受国内与国际政治的影响。受到国内政策调整的影响，境外行动主体的绝对作用和相对作用均大幅下降。这一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
市场化、经济发展、教育发展、中产阶级壮大、互联网革命、国际格局变化，改变了行动主体的构成，也改变各种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个体行动者相对于专业组织的作用上升了；小组织相对于大组织的作用上升了；虚拟组织相对于实体组织的作用上升了；民间行动者相对于官方行动者的作用在上升；本土行动主体相对于海外行动主体的作用上升了。互联网企业的权力上升了。
为了满足受益者的需求，行动者要制定解决方案，汇集慈善资源，通过一定的方式将“慈善产品”或“慈善服务”送达受益人群。本节从慈善产品和慈善服务的“输送”入手考察实施方式。
根据“直接/中介”与“实体空间/虚拟空间”两个维度对实施方式进行分类，可以区分为四种慈善实施方式：（1）传统慈善，发生于实体空间的“直接”输送方式；（2）现代慈善，发生于实体空间的经由“中介”的输送方式：（3）互联网传统慈善，发生于虚拟空间的“直接”输送方式；（4）互联网现代慈善，发生于虚拟空间的经由“中介”的输送方式。在慈善世界中，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并非互不搭界、相互分离的两个空间。实际上，许多慈善行动同时穿行于两个空间之中。慈善行动往往从线上活动与线下活动的互动中获益良多。
今日中国慈善的实施方式，既见证了现代化的威力，又见证了历史传承的力量。矗立在现代技术、经济、社会“地基”之上的，以专业化、组织化、中介化为核心特征的现代慈善实施方式稳居主导地位，而且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中同时稳步扩张。与之相伴的是现代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的数量和类型的增加、资源动员能力的强化、内部治理水平的提升、活动领域与受益对象的拓展、行业生态的成熟。与此同时，非专门化、非组织化、非中介化的传统慈善实施方式也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中大行其道。互联网革命赋予传统慈善实施方式新的形式、活力、生机与空间。互联网使得传统慈善超越熟人圈子的局限，将散布于天南海北的陌生人纳入自己的资助范围。互联网提升了受助者的权力，以往消极被动的“被救助者”可以通过互联网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获得积极的回应。
互联网革命，不仅改变了慈善行动主体的构成，改变了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方式，也改变了慈善系统的基础设施，从而改变了慈善的实施方式。互联网对实施方式的革命性影响，体现在慈善产品和服务的输送链条的各个环节，作用于各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不仅助力现代慈善，也助力传统慈善。
展望未来，传统慈善实施方式将一如既往地延续，继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互联网将持续为它注入新的活力。随着法律监管和行业自律的逐步完善，互联网传统慈善亦将更加完善。现代慈善实施方式稳健发展趋势也将延续下去。互联网对于现代慈善的渗透会继续增强，互联网现代慈善的形式会更加多样，效率也会持续提升。而且，将有越来越多的现代和传统的行动主体采取线下线上联动的实施方式，以求获得更高的运行效率和更广泛的关注与支持。
任何事业的开展和维续都离不开持久而稳定的资源支持，慈善亦不例外。慈善项目的施行、慈善组织的运转都有赖于各种有形、无形资源的支撑。
在“全民公益”时代，人人都是“潜在的”慈善资源提供者，但是慈善资源不会自动地汇集到慈善主体的手中，慈善主体必须积极主动地“动员”资源的所有者，使其献出自己的资源，投入慈善活动，以满足特定的慈善需求。
近三十年来，在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变化、慈善文化普及、技术环境改善、公共政策推动以及国际交流等诸多有利因素的作用下，中国慈善领域的资源总量稳步增长，而且类型日益丰富。无论是资金、物质、志愿者、专业人才等有形资源，还是慈善文化、专业知识、技能、渠道、关系等无形资源，竞相涌现，而且隐约浮现出追求各类资源合理匹配的良好态势。近十年来，来自境外的有形资源在减少，而理念、知识、方法、模式等无形资源仍在持续输入。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研究、人才培养、能力建设等专业能力也在积累，基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与制度环境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有零星产出。
就资金动员而言，募款方式发展迅速，手段越来越丰富，能用的几乎都用了。整体来看，水平不高，往往只是用了点皮毛，甚至适得其反。营销导向的募款战略大行其道，一方面促进了捐款，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大捐方对慈善组织进而对整个慈善的影响力。拜金主义盛行，收入导向，罔顾初心，以募款数量为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组织成功评价标准。一些慈善组织堕落到“有奶就是娘，见钱就下跪”的境地。
在募款领域，同样见证了技术革命的威力。互联网带来了一场货真价实的“公募革命”。互联网改变了募捐基础设施，更确切地说，互联网创造了一套全新的募捐基础设施，信息传递、资金支付的门槛和成本大幅降低，有力地降低了公募门槛和运行成本，个人和小机构也能够发起公募。公募的发起主体更为多元，募捐对象更为广泛，募捐过程更为便捷高效。小额捐款受到青睐，普通人成为募捐的对象，捐款民主化、平等化，“人人公益”成为可能，蔚然成风。
总的来看，明显的靠行政化动员相对削弱，社会化动员增强。中国慈善发展之初，官办慈善组织普遍利用行政化动员手段和行政性渠道进行筹款，并取得显著成效。随着社会性渠道越来越发达，加之政府自觉地减少直接参与慈善募捐活动，官办慈善组织逐渐相对地减少了对行政性渠道的依赖。但是，时至今日，行政性渠道仍在发挥作用，尤其是重大公共危机之中，政府会授予官办慈善组织垄断公募的特权。可喜的是，社会性渠道愈益发达，民间慈善组织赖此为生，也是此类渠道的主要使用者。展望未来，政府直接募款是否会终止，官办慈善组织募款份额会不会越来越多，实在是难以判断。但是，民间的资源动员还会继续受制于法律与政策则是确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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